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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 布衣天子 第28章 汉文帝刘恒 帝王的忧虑（第4页）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诏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此后才为岁举，往往与“孝廉”并称，表明其重要性。

不同之处是，“孝廉”为郡举，“茂才”是州举，所以数目是后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茂才”才约有2o人。

“茂才”多为现任官吏，如西汉的茂才萧咸是丞相史。

这些现任官吏举“茂才”后，因本身资历高，多起用为县令（千石）。“孝廉”则多为郎官，六百石。

还有不少人先举“孝廉”，再举“茂才”。

“茂才”中有许多升至高位，成为汉代名臣。如东汉的周举，官至光禄卿，为“八俊”之一。

“廉吏”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

“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

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而举为“孝廉”者，一般皆入朝为郎官，这是主要区别。

而“廉吏”与“孝廉”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

“廉吏”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而“孝廉”则是郡国向中央“贡士”之科目;“廉吏”限于“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员，而“孝廉”则开放予所有吏民;“廉吏”一般根据本秩（职位）直接迁补，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为“郎中”;“廉吏”之“举主”范围广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举主”仅限于郡守、国相。

“廉吏”一科，大约在汉武帝之前就有了，之后逐渐明确，成为一种岁举常科。

被举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们忠于职守，特别是为官清廉，才被“举主”看中，作为察举的对象。

汉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据上述元帝诏书的内容，说明“光禄四行”的几项重点:

从永光元年开始，才有推举“光禄四行”一科;质朴、敦厚、逊让、有行（或作节俭）是四种品行，也是“光禄四行”的选拔标准;“光禄四行”为岁举常科;“光禄四行”的举主为丞相、御史，被举者为光禄勋的属官;光禄勋每年依此科考核（第）他的属官。

汉武帝时，改“郎中令”置“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属官有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谏大夫、谒者等。

具上述四种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他们老老实实任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设立此科，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

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

汉代察举制度设立“贤良方正”科，就是这个原因。

“贤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于文帝二年，目的是“纳天下言”，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

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生天地灾异，是自己犯了过失，即“人主（皇帝）不德，布政不均”。

所以，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生之后举行。

而“贤良方正”又多与“直言极谏”相连，这是皇帝“求言”的一种方式，所以称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

“贤良方正”科的“举主”很广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诸王侯、三公、将军、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视此科，被举者皆由他亲自主持对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为“九卿”者。

朝廷征求的人才也很广泛，包括儒生、有“道术”者，以及官吏等。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名目称为“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如宣帝在位时，曾进行两次诏举。

这类目的在于“广开言路”的选才办法，在汉代以后曾长时间实行，后演变为唐代科举的制科之一。

到宋代，则以“对策”的方式向全国征求治国之道。

在汉代，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也注重文化质素。

“贤良”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文学”的涵盖范围实际指“经学”。

这样看来，察举中常见特科“贤良文学”一科，所立的选才标准是:品德与文才兼备，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

汉昭帝始元五年正式下诏举“贤良文学”: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宣帝即位之初，曾生地震，诏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