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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部 妖孽宫廷 第31章 南匈奴附汉（第2页）

又强迫康居国人为他修筑单于城，每日征5oo余名苦工，历时两年才完成；

还勒索大宛等国，令其每岁纳贡，其势力范围控制千里之阔，逐渐坐大。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陈汤深感局势不容乐观：郅支远遁康居后，汉朝边境虽无烽火之灾，但从汉宣帝以来确立的西域秩序开始面临挑战。

无力抵抗郅支暴行的西域诸国，都开始把眼睛瞄向汉廷：如果谷吉之死没有任何说法，如果听任北匈奴这一支在西部继续坐大，到底是跟汉朝走，还是臣服于郅支?

这样一来，大汉王朝在西域用铁血刀兵辛苦打造出来的威望，恐怕要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陈汤感到深深的焦虑，心中暗暗下定战斗决心：对郅支单于之战宜早不宜迟，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制敌。

于是，陈汤这位刚刚任职西域都护副校尉的年轻人，对甘延寿进言建议如下：“郅支单于凶悍好战，勾结康居，不断侵略邻国，目的在于并吞乌孙、大宛。

一旦把这两国征服，几年内西域所有王国都会受到威胁。

长久姑息，郅支‘必为西域患’。

趁其现在没有坚城强弓，无法固守，不如我们动边境的屯田士兵，加上西域各国人马，一举起进攻，直指其城下，郅支势必无处可逃，你我将于一朝之间成就千载功业。”

短短一番话，利害得失、战略战术一清二楚，无怪乎史书称陈汤“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

对此，甘延寿“亦以为然”。

但作为一名关西行伍老兵，他知道自己仅是朝廷放在西域的一线官员，没有对外决定作战的权力，这必须奏请朝廷才能再定。

而陈汤认为战机万变，不容错过，且中央官吏远离一线，敌情不明，其公议“事必不从”，必须果断行事，先斩后奏。

奈何甘延寿不敢作主，“犹豫不听”。

在主官不同意的情况下，身为副职的陈汤纵然把战争规划得再完美，也只能是纸上文章。

巧合的是，接下来上苍在冥冥中给了陈汤一次机会：甘延寿突然病了，而且病的时间还不算短——正职主官久病卧床，陈汤这个副校尉自然要代职理事。

历史以史实证明，他充分利用这次机会，不但以都护名义假传汉廷圣旨，调集汉朝在车师的驻军，还集合了汉朝西域各属国兵出征召令。

大军云集、准备出兵之际，卧病在床的甘延寿得知消息，马上从病床上“惊起”，想要阻止这次作战行动。

对于矫诏兵的陈汤而言，此时汉军和属国兵已经集合完毕，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没有退路。

值此紧要关头，陈汤怒冲冠，手按剑柄，厉声警告甘延寿：“大军都已集合，你想让众军泄气么?”

尽管史书记载甘延寿是个勇武有力的大力士，这时也只能“遂从之”，就此搭上了陈汤的战车。

甘、陈二人通力合作，一面派人回长安向皇帝上表“自劾”矫诏之罪，同时“陈言兵状”，一面率领大军向西出。

就这样，汉家王朝多年不动的军事机器，在陈汤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手中终于再次动起来。

由于陈汤矫诏出兵，后世很多人都称他为一“赌徒”。

其实，军事行动本身常常与高风险性相伴，关键是看风险能否与价值相权衡。

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陈汤的冒险远征颇有可取之处：

第一，缩短距离。康居相对于汉朝的远距离地理优势，曾是郅支单于引以为恃的天然优势，但在陈汤矫诏兵的突击决策面前则大打折扣。

从乌垒到康居的距离较之从长安到康居的万里之遥，一下子少了一大半，使得快奔袭北匈奴成为可能，作战成功系数大大提高。

第二，把握战机。

陈汤远程突袭的最大胜算，就在于郅支单于不相信汉朝会万里迢迢派军来打他。

只要及时把握住这个时机，趁着对手心理上的猝不及防，兵锋直指其城下，北匈奴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就丧失了挥的机会，郅支恐怕连逃跑都来不及。

同时，四万之众的汉军属国合兵，不仅形成了对敌兵力数量优势，还有利于形成“汉领诸国伐郅支不义”的政治优势，师出有名，义正词严。

在这项制胜因素的背后，是西汉时代成功的屯田制度和西域都护制度，它们为汉军的远征提供了最佳的兵员配置。

可以说，陈汤最大限度地挥了己方的制度优势：平战结合，就近兵，完全出乎郅支单于之预料。

公元前36年冬，在郅支杀害汉使、远遁康居八年后，大汉王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率四万大军向康居挺进。

大军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北道经乌孙王国都赤谷城，横穿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

沿途击溃敌军抢掠部队，安抚受惊小国，探听对手虚实。

进入康居国境东部后，陈汤表现出了非常成熟的战时政工经验：下令严守纪律，不准烧杀抢掠，并与当地的康居领饮酒为盟，谕以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