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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 章（第7页）

元朝的行政机构里，“内则有刑部、无大理（寺），其制为最不善；外则置廉访司以统一刑名，其制又独善。”

中央最高机构为中书省。中书省上承天子，下总百司，领六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以下，设右、左丞相为实任的宰相。下设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为副相。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工、刑、兵六部，设尚书、侍郎分理政务。】

【元朝的特色在于大宗□□，这是是蒙古国初期掌刑政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演变而来。《元史·刑法志一》所载“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治之”，指的是其常职。

其中，在元朝，又由于尚书省时置时废，门下省不复置，故中书省地位较前代尤为重要。中书令通常由皇太子担任。中书省除为决策机构外，还负责直接管辖都大都附近的腹里地区。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

过时置时废。】

【以及，展到元朝的时候，元朝的最高监察机关还是御史台，“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传统的御史台三院，台院并入察院，仍“司耳目之寄，任刺举之事”；殿院变为殿中司，掌纠举朝会百官失仪、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之事。

在地方则设立两个行御史台，作为中台的派出机构。一是监察东南诸省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南台），一是设在陕、甘、滇、蜀地区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西台）。

中台和行台之下，复分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司（初沿宋制称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改）。

中台直接管辖“腹里”地区的“内八道”，南台辖江南十道，西台辖陕西四道。中台、行台与肃政廉访司相衔接，构成了全国范围的垂直监察系统。】

岁寒生说到这里顿了顿：

【不过元朝灭南宋，建朝98年间，居然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这是不可思议的。混乱的年代里，常常朝令夕改，一段时间内可以同时存在多种意见相悖的法令法典，而社会越是稳定，法令也越是稳定。】

【元代法律，但司法具有半军事化特征。元代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有断理狱讼的审判权。所设大宗□□（札鲁忽赤），专“掌处决军府之狱讼”。

“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是蒙古旧制与汉法的混合物，在制度基本上是“附会汉法”的。

元太祖成吉思汗消灭克烈部和建立蒙古国以后，相继布了一系列“札撒”（法令）。

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训言、札撒和古来的体例”，用蒙古文记录，称为《大札撒》。内容包括那颜背叛君主者处死、擅离职守者处死、马畜盗一赔九等，以及其他保护游牧经济、社会秩序及民族习惯和禁忌的规定。

成吉思汗即位六年（公元1211年）时，接受金代降将郭宝玉颁新令的建议，颁《条画五章》：凡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等。

元太宗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大会诸王百僚时，布了《条令》，对诸王集会、宫禁、军规军纪、盗马、妇人妒忌等作了禁约乃至处罚规定，尤以军规军纪为多。】

【元代的立法思想到元世祖忽必烈时生了变化。

先在忽必烈在即位诏书颁布时（公元126o年）提出“祖述变通”。

“祖述”即“稽列圣之洪轨”，指要沿袭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汗国的制度；“变通”即“讲前代之定制”欲参用金宋以来制度，即所谓汉法。后一项是忽必烈受汉人儒士影响而形成的。这也基本上为元代立法所遵循。

二则是蒙汉“因俗而治”而带来的异制。元代仿照辽代“因俗而治”办法，在婚姻立法等方面明确规定蒙古人不适用汉法规范。在司法上由大宗□□掌理蒙古、色目人犯罪案件，也含有因俗而治的用意。

但蒙汉异制的主要出点是保证蒙古人的特权。元法

赋予蒙古人在任官、刑罚方面一系列特权，反映了其民族压迫的色彩。

没办法，这是其他族当权时的‘特色’。辽金时，已经有这样的屈.辱了，但是到元的时候更甚了。】[4]

岁寒生在说到‘特色’二字上狠狠加了重音。

他还是含蓄了一些。

特色？不，这不就是2十有八九的歧视吗？！

【1271年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1271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

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是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

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6续颁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

元代法律的变化，是不再循用传统的律、令、格、式、刑统、编敕等旧名，也不顾宋代格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是直接将原属令制的内容定名为“条格”；并沿用两宋“法寺断例”“刑名断例”之习惯，将原属刑律的内容定名为“断例”。看似随意立名，其内容及形式却渊源有自。在元代，尽管有制定《律令》的动议，但反倒被认为体制繁乱。

以至于明初朱元璋立国，制定《大明律》《大明令》，又返回到律、令旧制的立场上。

当然，元法的这种变化只是表面的。

唐以来的“刑法统类”“刑律统类”，宋以来的“《法寺断例》《刑名断例》《刑名疑难断例》《特旨断例》”，已开随事立名之先河。

且元代法律在内容上多沿用金、宋法律，以至于当时人吴澄，在比较了唐律、后周与北宋刑统为代表的“古律”与《大元通制》这部“新书”之后，就以为《大元通制》是“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明，名废而实不废”。】

【另外，刑法上，元代基本刑制沿用宋金以来五刑，但却经历了从蒙古法到汉法的磨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