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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 章（第3页）

也实在是难以置信。

他们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的。哪怕身处不同时空，各朝展过程里经历不同，差异也颇大，可他们却不约而同被明朝的未来敲响了警钟，以他们的能力不难敏锐察觉到其中危机！

但是，却很难想象明末会是这般。可以说，他们是所有观众里受到的冲击最大的，可当他们抬头看着天幕时，对着后辈列出的数字却变得无言又沉默。

这个数字很难让人不沉默。纵使有再多疑问和质疑，可这些在这庞大的数字面前却显得那么渺小。

光就这么粗略看看，这数字就已经足够恐怖了。若是真的落实下来，这样庞大的财政负担，实际上它带来的影响恐怕比更大。

……

插入其中，介绍了明朝建国伊始带给后人的问题后，岁寒生回归正题，还是回到朱元璋的身上：

【朱元璋设立内阁后，长驻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办公。他们是帮助皇帝处理信件，奏章，分析案情，代写文稿，一级把自己的意见上呈皇帝。

他们有宰相的工作量，但没有宰相的实权。大学士签注的意见皇帝会不会采纳，大学士并不知道。相比宰相们与皇帝之间，他们和皇帝之间距离显然更大。

而他们的意见要靠宦官来转达，这些奏章称为“

票拟”。

因为有这样的程序，这样一来，宦官就有干政的机会。

朱元璋严防宦官，但是他儿子朱棣没有。打破自家老爹设在宦官身上的禁制后，与此同时，朱棣也给后世帝王开了头。

因为他夺得皇位，得到了宦官的帮助，“以为忠於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

他掌权以后，更是开始重用宦官，例如派遣郑和、侯显、王景弘等率船队七下西洋，宣扬国威。又设东厂特务机构，交由宦官主持，“令嬖暱者提督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6]

从永乐开始，许多朝臣为一己之权益，往往结纳宦官，来排除异己。宦官之气焰日益嚣张。

后来的几代皇帝也仗重官宦官处理政事的能力，与士大夫集团对抗，这也与第一、二次宦官时期，宦官只以亲近皇帝得以掌权又不一样。

第三次宦官时代，最终由司礼监太监王振揭开序幕。

1435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司礼太监王振带着他游戏，控制锦衣卫，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毁去宫门所铸太祖禁内臣预政之铁碑，又劝英宗御驾亲征，最后生了‘土木堡之变’。】

岁寒生在这里插入，介绍一下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对明朝政局和北元诸部势力的消长均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大军南下攻掠明朝边境，领也先亲率蒙古骑兵攻占大同，大同告急。

当时的明英宗好大喜功，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亲征，在土木堡与也先部队交战。明朝军队指挥混乱，主动出击后又班师，受到蒙古军队夹击大败，王振被杀，明英宗被俘。

战争结束后，也先乘胜追击准备侵占北京。在景泰帝朱祁钰的支持下，时任兵部侍郎于谦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进行了北京保卫战，守护了困境中的明王朝。】

【从土木堡之后海西女真对明朝表现出明显的轻视、怠慢的姿态。明朝内部开始以边衅攻击对手，导致朝臣不敢言边事，此种情况亦被瓦剌间谍所利用攻击现者和各边名将。

英宗南归后，景泰、天顺年间，明朝内部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其中内阁未能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另一方面，明朝对蒙古的政策上也以此次事变为鉴，趋于保守。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

明朝当时的大臣里，其中于谦、范广、杨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战、机敏著名。这些后起之将，

除了少数善终者，一部分战死于土木堡，另一部分为英宗复辟后所杀。明朝军政便因为这土木堡之变出现了两次断层。

这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生的一场失败战役。

开平近迁，则守卫益薄，虽置万全都指挥使司，不足以镇伏山后诸部，故再传而有土木之变。

由于英宗朱祁镇昏庸荒淫，宠信任用宦官王振，朝政混乱，民不聊生，暴露出明廷的腐败，人民反抗连年不断，对此瓦剌部了解得一清二楚，于是称兵犯边。】[7]

后人回望历史的时候，现明朝腐败早在此就揭开了，提起土木堡之变及其之后一系列事情后，谁又不叹息一声。

为那些因为指挥不当，跟着明英宗送死的众明朝精锐叹息。

为曾经在北京保卫战立下赫赫战功、却又惨死在帝王手中的于谦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