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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命案之纵火案（第3页）

开庭后，由于小川和宏在审讯期间始终对警方保持配合，因此检方认为这起案件的审理会相对简单。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小川和宏在法庭上突然拒绝认罪。他说：

“我承认是我抽烟时失火，但我并没想过要故意放火。”

小川和宏的翻案，并未否认自己与火灾有关，而是避重就轻，将“故意纵火”转为了“过失失火”。法庭宣布暂时休庭。在休庭期间，辩护方和检方对小川的放火动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护方坚称小川并无故意纵火的想法，但检方提出，小川将点燃的纸巾塞入书包内引燃其他物品，并在之后将已经燃烧起来的书包放在沙上的过程中，他始终并未呼救，也未对他人提醒起火，自己也没有任何主观的救火行为，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小川是在故意纵火。

2oo9年12月2日，大阪地方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认定小川和宏故意纵火、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辩护方当庭提出上诉。

2o1o年11月3o日，大阪高级法院对此案的上诉进行了审理。在辩护方陈述中，小川和宏提出“自己遭到了警方的逼供”，“警方的审讯在火灾之后直接进行，当时脑子里很混乱，一片空白”，并以此为理由，要求认定自己的供词无效。然而，在调取了小川和宏的审讯监控资料后，检方证实了小川在受审时，警方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越权的审讯手段。2o11年7月26日，大阪高级法院驳回了小川和宏的上诉，维持原判。

2o12年6月23日，小川和宏的律师团再次提起上诉。2o14年3月6日，东京最高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小川和宏维持原判死刑。

但这起案件并未到此结束。

2o14年9月开始，日本律师联合会对此案提出了多次重审请求。而在请求案件重审时，辩护方拿出了一个新的证据：

律师们委托一家建筑公司，使用类似的材料，重建了一个12o大小的案前网吧模型。在当时小川和宏所在的18号单间中，他们尝试点火重现现场，但是现火情并未能够像案当晚那样扩散。而结合了火灾现场的情况来看，律师们又现了几个疑点：

第一，小川所在的18号单间的天花板只是被熏黑，并未烧透。如果起火点位于小川的单间的话，律师们认为这里理应是火势最严重的地方。然而作为对比，9、1o、11号单间的天花板被彻底烧穿，火势要比18号单间强很多；

第二，小川所携带的书包如果是起火点的话，以书包的材质重新进行的燃烧实验现，这种书包没有任何阻燃剂，会在十几分钟里烧光；但是在小川单间里现的这个书包，在被找到时依然有一半左右没有起火燃烧。

因此，小川的辩护团队提出，在2oo8年1o月1日案当晚，小川和宏所处的单间确实有起火，但真正导致整个网吧燃起大火烧毁的，应当是位于网吧9号单间位置的火源。也就是说，在小川和宏点火的同时，还有另一处火源也燃烧起来。

而这处火源的纵火者，才是整起事件的罪魁祸。

巧合的是，9号单间的客人已经在案当晚窒息死亡。9号单间彻底烧毁，没有任何遗留物品。而在辩护团队提起重审申请的时候，案地的大楼早在2o11年便被拆毁，改为了一处停车场——进行现场再次勘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尽管辩护方提出了这个新证据，但法庭在咨询了火灾现场专家的意见后，认为：

1，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自然界中生的火灾，往往起火点附近的受损最为严重；然而在2oo8年1o月1日凌晨的这起火灾中，由于现场人员较多，火灾延烧的情况受到多种情况的影响，因此无法简单用“燃烧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起火点”来进行判断；

2，小川所携带的书包没有完全烧毁，这与起火时书包内的物品有很大关系。辩护团队进行的燃烧实验是使用的新书包，而小川这个书包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而且包中当晚所装物品也无从查清。

就这样，最高法院认定辩护团队所提出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大阪府警方最初的火灾分析报告，因此依然维持原判的死刑结果。

2o21年1月12日，辩护团队再次向最高法院提出的新的“模拟燃烧报告”，要求此案继续重审。而从第一次审判结束之后，小川和宏一直被关押在大阪监狱中，等待死刑的执行。

案子讲到这里，对于大多数的同行来说，其实就算是讲完了。但在本人这里，这还远远不够。

先来问一个问题：“小川和宏既然想死，他为什么不自己自杀？他为什么选择放火？”

熟知国内各种民间俗语的朋友们肯定会想到一句话：“死也要拉个垫背的。”很好，让我们从这句话开始下面的内容。

对于“死”的恐惧感，是任何动物都会表现出的一种生存本能。生物学家们现，自然界中的动物在出现自杀行为时，往往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其一是生物信息素，例如蜜蜂、蚂蚁，在种群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缺乏食物时，种群的领会释放信息素，使一些个体自动离群死去；而另一种情况是寄生虫，例如铁线虫，它们为了完成自己的传播过程，会将被寄生的生物引向水边，淹死在水中，从而使自己可以脱离宿主。

所以在人类社会中的自杀现象，其实在自然界中并不多见。而在自杀行为中，其实有一定数量的“自杀”，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去死”的。

2o11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显示，该年度美国有接近1oo万例自杀报告（包括尝试自杀、自杀未遂），而自杀身亡人数为人。在这起自杀中，有624起涉及到了第三人的他杀死亡。

“自杀中的他杀”，所表现形式是想要自杀的人，会在自杀实施之前杀死别人——这里面有特定的对象，也有随机的非特定对象。在英语中这被称为murder-suicide，谋杀自杀。

根据统计结果，谋杀自杀的实施者接近1oo%为男性，而且普遍具有“被社会孤立”、“长期抑郁情绪”、“对他人嫉妒”、“曾经尝试自杀”的特征。事实上，在我们经常听说的美国校园枪击案中，有很多案例都显现出了“谋杀自杀”的典型情况：凶手往往并不合群，被同学排挤，而且大部分凶手会在警察到达之前选择自杀——这证明他们并不是走投无路而畏罪自杀，而是为了完成他们自杀计划中的最后一步。

在日本生的案件中，其实也不乏类似的例子：从战前的“津山都井睦雄灭村案”，到2o19年5月的“川崎登户小学生无差别杀害事件”，其实从作案的过程来看，都属于“谋杀自杀”。然而很遗憾的是，关于谋杀自杀的相关研究，最早也是从199o年左右才开始开展的。尽管根据美国和日本的统计结果表明，大约有5%左右的他杀与这种“谋杀自杀案”相关，但关于这一行为的成因，还未受到各国足够的重视。

以小川和宏的这一案例来说，他的这种境遇其实与之前讲过的很多案例，具有相当的相似性：被社会孤立，被家庭成员抛弃（当然这是他咎由自取），他的赌博癖好和浪费癖好，其实有相当可能性是用来排解他自己的抑郁情绪。他是否嫉妒同龄人？

这是一定的，否则他不会刻意去用母亲留下的大笔人寿保险金，去模仿同龄的那些有钱人的做法。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生合理的规划，甚至连眼前的短期计划都无法制定遵守。他大概没有危机意识，所以才能够在毫无收入的情况下，依旧放心地挥霍甚至是去借高利贷。

但就是这样一个毫无责任心的失败者，却亲手葬送了16条鲜活的，抱有或大或小的希望的生命。这不是社会所造成的悲剧，但却是一个国家的悲剧，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