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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之韩国篇申不害（第1页）

申不害（前385年-前337年），亦称申子。[郑国京（今荥阳东南）人。战国晚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

申不害初为郑国地位卑微的臣子，出身低贱。前351年，韩昭侯灭郑后，任申不害为相，主持改革。申不害先收回了贵族的特权，加强了君主的集权统治，同时大力推行“术”治，加强对官吏的考核和监督。进行军事改革，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鼓励百姓开垦荒地，重视手工业的展。申不害的改革使韩国实力得到显着增强，出现了“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的局面。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

申不害的政治思想以重“术”着称，强调驾驭和管理群臣百官在政治统治中的极端重要性。申不害的“术治”思想丰富了先秦法家学派的政治思想，为战国后期韩非整合法家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着录有《申子》六篇，后亡佚。

申不害原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人，曾为郑国小吏，公元前375年（韩哀侯二年），韩国灭掉郑国，遂成为韩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

公元前354年（韩昭侯四年），素与韩有隙的魏国出兵伐韩，包围宅阳（今郑州市北）。面对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要解国家危难，最好的办法是示弱。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皆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

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亲自执圭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约为友邦。申不害亦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为韩昭侯的重要谋臣，得以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公元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担心自己的意见万一不合国君心意，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惹火烧身，便回答说：这是国家大事，让我考虑成熟再答复您吧！随后，申不害不露声色地游说韩国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晁，鼓动他们分别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十分高兴，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

韩昭侯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现这位“郑之贱臣”，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便力排众议，于公元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但他的直接来源是老子还是慎到，不得而知。但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申不害把这些原则用于人事，构成他的社会哲学思想。“无为”主张的渊源即《老子》的“绝圣弃智”，申不害的“无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个人作为的“无为”，以便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申不害仅仅把这种“静因无为”的哲学思想用于“权术”之中。

为了完善这种方法，他进一步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决不是指君主无所作为，只是君主决策前的一种姿态。在关键时刻，申子要求君主独揽一切，决断一切。申不害的哲学思想，是君主哲学，是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由道家的“天道无为”演化展来，是他的法家“权术”思想的基础。

申不害主“术”，但他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

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秤轻重。”为了说明“法”，他提出“正名责实”的理论。“正名”主张，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这个主张，是名分等级，不得错乱。与孔子“正名”不同之处在于包括责任、分工的内涵。申子“正名”的意义在于确定了“主处其大，臣处其细”的大原则，而且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即把名分按实际情况规定下来，然后进行任命，听取意见，检查监督。

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为人君制定的工具。所谓实，也就是君主给臣下规定的责任和职权，是臣下遵从君主的规范。申不害本来是劝戒君主号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强了君主的个人专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权威，而又能制约君主的方法，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开的，是臣民的行动准则，而术却是隐藏在君主心中，专门对付大臣的。申不害说，“君如身，臣如手”，君主仍要对付大臣是由复杂的社会斗争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臣下弑君，酿成习气。现实告诉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民众或敌国；而是来自大臣。他一再告诫君主，对君臣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操杀生之柄”，要求君主掌握生杀大权，强调君主在国家政权中的独裁地位，要求臣下绝对服从君主，即“尊君卑臣”。君主要独断，要把生杀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绝不能大权旁落。具体工作可以交给臣下，国君不必事必躬亲。

“课群臣之能”，则是对群臣进行监督、考查、防范。国君任命了臣下，理所当然地要求臣下忠于职守、严格遵守法令，并要防止臣下篡权夺位。这是保证行政工作效率和国治民安的重要手段。以上主要是“阳术”。

但只有“阳术”还不够，还必须有“阴术”。因为做国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天子轮流做，今日到我家。”这是从古至今的一句口头惮。君主要集权，某些权臣、重臣也会想揽权、篡权。因此，在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防止某些权臣专权、揽权，甚至进行篡权活动就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国君善于控制臣下，及时现臣下的毛病和阴谋。为此，君主就需要设一些耳目，及时了解、掌握臣下的情况，后来就展到搞特务活动。

申不害主张君主“无为”，但大臣必须有能力，而且要有为。他主张任命官吏必须名实相副，即根据官吏地职务要求（名），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胜任（实），然后才能授官。而不是根据出身血统、也不是根据与君主个人关系的远近授官。要求管经济要会管经济，管司法的要管好司法，管军事的要会用兵打仗，管行政的则要懂行政、用人，任何人都不能滥竽充数。这是对世卿世禄制的否定。

申不害反对立法行私。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然而，《战国策》中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一个官职，韩昭侯不同意，申不害面露怨色。韩昭侯说：“这可是从你那里学到的治国之策啊！你常教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以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建立功业的兄弟封官，我是答应你的请求而抛弃你的学说呢？还是推行你的主张而拒绝你的请求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

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15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但实行这种政策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死，韩国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他的着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清朝时，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申子》的辑本，但不是原貌了。现存《群书治要》第三十六卷所引的《大体篇》和一些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