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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大族陈郡谢氏（第2页）

至于前一时期谢氏婚姻中所反映的几个特点，这一时期依然存在，所生的变化并不大。如身份内婚制仍在维持，婚家中除皇室外都是世族。早在东晋末年，势倾朝野的卞范之主动提出要把女儿嫁给谢方明，谢方明始终没有答应，就是因为他出身低贱的缘故。

（三）衰落时期的婚姻特色

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其在婚姻上也有反映。在谢缵的8～13代孙中，婚姻可考者15宗，其中彭城刘氏、琅邪王氏、兰陵萧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邪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未明关氏各1例。在15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1oo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谢氏家族的衰落有关。

如《南史·谢脁传》载，梁武帝初以女适脁子谟，后来“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张弘策的儿子，且武帝又嫌其“门单”，可见这时谢氏的势力已相当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

为了拯救家族地位，谢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婚家，对他们门第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严格了。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脁竟娶“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女，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勋臣，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孙谢宗为子娶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敬儿也是依靠军功上升的下等流民。史书说谢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经历坎坷，“愈不得志”，与张敬儿攀亲显然是想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总之，谢氏家族的婚姻从西晋时期开始以来，如同它的家族展史和家族成员仕宦的展历程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当时谢家人的婚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伺等密切。

家族本体文化研究

所谓本体文化，即只与谢氏一族有关的文化现象，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今试以分别探讨之。

（一）谢氏家族的宗族风貌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要责任。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

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

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家族世族文化贡献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不仅是一个政治、社会大族，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大族，其在思想、文学、诗歌、宗教、绘画等领域所创造的文化成就许多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试分述如下。

（一）东山风度与玄学家风

东晋初年以后，以谢安等人为代表的各界名士经常游处于东山会稽一带，“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开创了一种世人瞩目的文化风气，亦即享誉后世的“东山风度”。其实，东山风度的核心是崇尚虚无玄远，是包括谢氏家族在内的名宗大族最为推崇的一种精神时尚。早在西晋末年，谢氏家族的谢鲲就已成为谈玄名士，曾被有天下士人领袖之称的王澄“惟收谢长史可与言”，谢安也评价他“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这其中虽有过誉成份，但也表明他在当时玄学家中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此后，整个谢氏家族便在他的带动下成为玄学世家，出现了谢安、谢万、谢玄、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等一大批长于玄谈的风流俊士，最终形成以玄学传家的家风族风。这种风气，也正是世族文化的象征。

（二）谢灵运、谢脁等人的文学成就

众所周知，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是一个文学大族，族中的谢灵运、谢朓是当时文学运动的主将，也是“山水诗”和“永明体诗”的代表人物。其中谢灵运与当时擅写田园诗的陶渊明齐名，人称“陶谢”。他喜爱自然，加之具有人的天赋和丰富的阅历，为诗观察入微，笔法细腻，用语富丽而精巧。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等，无不“称性而出，达情务尽”，如出水芙蓉，自然可爱。钟嵘《诗品》评价他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所以，每当他有新诗写出，“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土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谢脁的贡献也在诗歌方面。他不仅长于山水诗的写作，而且在作诗时重视声律和辞藻的运用，善于熔铸和剪裁。他的诗辞句秀丽，音律和美，带有一种清新的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十分类似唐人的绝句，因此对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等人影响至深，即使是有“诗仙”之称的李白也“一生低谢宜城”。

由于谢灵运、谢脁二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巨大，后人把他们并称为“二谢”。的确，他们确为谢氏、也为时代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们笔下，山川有意，草木多情，—派生机盎然的图画。人们通过欣赏他的诗，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操，激对生活的热爱。后人把谢灵运称为山水派祖师，把谢脁称为唐诗鼻祖，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三）谢赫和他的绘画理论

南朝萧齐时期，谢氏家族中出了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他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代表着当时绘画界的最高水平。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思想，毫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时竟新”，具有高的写生技巧。他的作品，曾有《安期先生图》和《晋明帝步辇图》等传世。

在多年绘画实践的基础上。谢赫还编撰了《古画品录》一卷。他在书中除把此前的27位画家分作6品并加以评论外，还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他对绘画的基本看法，形成了一整套绘画理论。如他十分重视绘画所反映主题的重要性，认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意思是画家的作品必须具有正确向上的主题，使欣赏的人从中受到教益。从这一基本观点出，他又提出了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内容的6项准则，亦称“绘画六法”。这“六法”既是绘画创作的基本理论，又是绘画批评的6条标准。由于其价值独到，所以自他提出以后，—直受历代画家和评论鉴赏家的推崇和重视，对后代绘画的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人郭若虚曾在《图画见闻志》中把“六法”椎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这种评价是很能说明他绘画理论的真正价值的。

（四）独树一帜的佛教理论和佛经翻译思想

谢氏家族大约在进入南朝以后，宗教信仰基本上完成了由道教世家向佛教世家的转变，—批佛教信徒和佛教理论家也随之产生。在这些人中，最有建树的是谢灵运。他的佛教思想和在佛经翻译方面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

在佛教思想上，谢灵运主张化解佛教与玄学、儒学之间的矛盾，在《与诸道人辩宗论》中提出了折衷佛、儒的全新观点，认为“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极”，应当“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这种把儒家作圣之功和佛家顿悟思想相结合、用佛理充实和改造儒家思想的论点，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当代学者汤用彤所说的那样，由于谢灵运这种新论点的提出，“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其作用不啻在宣告圣人之可至，而为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

在翻译理论上，由于谢灵运有长于道观、精通梵文的自身优势，“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他曾与刘宋着名高僧慧睿探讨梵文佛经中词句的含义，后来慧睿就根据这些探讨的问题编成了《八十四音训叙》一书。另据唐人慧均所编《大乘四论玄义记》载，谢灵运在精通梵语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反语成字”的翻译规律，其中涉及到中外音韵方面的双重问题。书中又称：“谢灵运亡，诸经胡字，前后谁说，莫能是正，历代所滞，永不能解。”这里把谢灵运的去世当成佛经翻译界的一大损失，甚至认为许多疑难问题从此永远不能解决，虽然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谢灵运所具有的真实地位和影响。

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矛盾复杂。一为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谢安传》）。另一矛盾，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淝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矛盾。加以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

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十三年正月死。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安）既薨，远图已辍，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史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展的顶点。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只是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着对北府兵的影响，这通过谢琰的活动可以看出。

谢琰为谢安之子。谢安死后十余年间，即东晋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太原王氏两支分助主相的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人物包括谢琰，均无所作为，这是谢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结果。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反于京口，朝廷始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领兵征讨。这显然是由于陈郡谢氏门户可以当太原王氏门户，而谢琰与北府又有历史渊源，司马道子欲加利用的缘故。王恭事平，谢琰于隆安三年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案晋制，假节虽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之权，但谢琰为刺史假节而不得为都督，毕竟只是单车刺史，与都督徐兖诸州军事的刘牢之相比，势力大不相同。朝廷此授，不过是在王恭事平之后欲以谢琰平衡刘牢之而已。

孙恩兵起，朝廷始加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以镇压之。隆安三年，谢琰以徐州刺史加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到此为止，谢琰始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据《谢琰传》，谢琰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盖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这是谢氏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刘牢之手中的北府兵。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6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破坏。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治国需要知识，而通晓朝典、诸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可以帮助皇帝实现统治的寒门知识分子，其出现并挥作用还须一段育时间。刘宋文帝元嘉一朝，决断权无例外地属于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谢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们插手。文帝为了实现皇权政治，有魄力诛杀前朝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

但是《通鉴》元嘉二十八年说：“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绰，凡十二人。”

这又说明宋文帝的皇权政治，还十分需要士族人物作为自己的拐杖。此后虽然有寒人知识分子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但是门阀士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居高位而骄矜作态的表现，在南朝历史上竟比东晋时突出得多。

关于陈郡谢氏，史学界曾注意到一个显着的问题，即谢氏人物被孙恩起义群众杀戮的，比其它士族门户都多。谢氏被杀人物之着名者，计有谢安之子谢琰，谢琰之子谢肇、谢峻，谢铁之子谢邈、谢冲，谢冲之子谢明慧等。谢奕之女谢道韫，几与其夫王凝之同死会稽。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孙恩与长期执政的东晋门阀士族的一般矛盾以外，还有孙恩与谢氏的特殊矛盾。谢氏是孙恩起事之时影响最大的一家门阀士族。

孙恩起事，先是反对当权的司马元显，同时也特别仇视其时最有影响的士族谢氏。谢氏家族的经济势力在三吴扩展，也较其它门阀士族要显着一些。所以谢氏人物或居家或为官在三吴者，在孙恩起事的战斗中当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