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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雄篇郑玄（第2页）

郑玄注《易》，用的是费氏古文，他把象、彖与经文合在一起，并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样，以与经文相区分。郑氏易学兼采义理、象数之说。在象数学方面，除用互卦、消息等方法外，还力主五行生成说与交辰说。在义理方面，多采三礼的观点，据礼以证易道广大，凡涉及嫁娶、祭把、朝聘等项，所注皆与礼经所说相合，这一特点与后来易学义理派的治易特点相通。郑玄所注古文费氏《易》流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后世王弼、韩康伯注《易》都用郑玄本，孔颖达《五经正义》即采用王、韩注本，通行至今。

郑玄所注《尚书》用的是古文，但与马融不同，也兼采今文。郑注的《古文尚书》流行，“今文经的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至于《春秋》，郑玄本“欲注《春秋传》”，后因与服虔观点多相同，故未成之，但着有驳难公羊家何休的《＜墨守＞》《针＜膏盲＞》《起＜废疾＞》，表明其扬左氏抑公羊的态度。郑学于魏晋南北朝时极受重视。这也是以后《左传》大兴的一个原因。

郑玄还注释过汉代律令。《晋书·刑法志》记载，秦汉旧律诸儒章句十有余家，魏明帝曾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采用余家。郑玄还注过《孝经》与《论语》，都有较大影响。至于他注释纬书，并用纬书解经，无论对纬书本身，还是对经今文学、古文学、训诂学，也都是有贡献的。

总之，郑玄以其丰富的着述创立了“郑学”，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家法，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的看，郑玄以其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是一位空前的经学大师。从唐代起，其所注的《诗》《三礼》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入九经。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是古经典的权威注本。

教育

郑玄遵循儒家经籍中的一贯思想，力主尊师。他指出：尊尊师以教民，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诗·周南·葛覃》：言告师氏，言告言归。毛传：言，我也。郑玄笺：重言我者，尊重师教也（《毛诗正义》卷一）。

郑玄将尊师与重道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个人思想的体现。例如：《学记》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郑玄注：尊师重道焉，不使处臣位也（《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曲礼》：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玄注：尊师重道也（《礼记正义》卷二）。

《曲礼》：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本是尊师之礼，郑玄也将其概括为尊道艺。（《礼记正义》卷一）。由此可见，在郑玄看来，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这是由于教师是道德和学术的代表者。马融曾说：师者，教人以事以谕诸德也（《通典》卷五十三），郑玄继承了这一师说。也指出：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周礼注疏》卷九），这种以重道的角度来看待尊师的意义的态度，比起单纯将师与天、地、君、亲来作比附的态度要积极得多。

郑玄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他指出：师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不仅反映了汉代经师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的。

教师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郑玄说：师善则善。他将教师本身的品德、学识以及教学态度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郑玄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一，教师必须行以正直，这在儿童教育中尤为重要。郑玄说：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无诳欺（《礼记正义》卷一），这种以正教之的主张既是一项教育原则，又包含着对教师本人的严格要求。

第二，教师必须精通学业。郑玄批评那些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多其难问（《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教师，这种人看起来是教学方法不佳，其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对经籍就没有真正理解，又怎么可能教好别人呢？所以《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此或时师不必解，或学者所未能问（《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总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诵经文，而自己没有研究成果的教师不能说是称职的。

第三，教师必须积极施教。虽然教师有不往教及不复告的戒律，但郑玄认为这并不是减轻教师的教育职责。先，在教育对象上，郑玄认为人虚己自洁而来，当与其进之（《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四）。凡是虚心求学有上进心的，就应该予以促进，而不应因枝节问题而拒之门外。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郑玄虽然反对填鸭式的强行灌注，但他也认为学者既开其端意，进而复问，乃极说之（《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而反对师肩所隐（《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见郑玄并不否定教师的积极施教。只是这种施教应在学生具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的情况下，以启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进行。

第四，教师应该不断深造。按郑玄的话说，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而见己道之所未达（《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虽然是教诲别人，但要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自反，即求诸己的目的；虽然是促进别人提高，但也要能自强，即自己也修业不敢倦。也就是说，教师既应是教育者，又应是受教育者。总之，教师只有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品格和作风，才能当之无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职责。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他破除了宗师和学派的门户藩篱，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儒家经籍中所记载的教育设置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精辟的阐，其涉及面之广要过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特别是郑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经注的形式出现，尽管有依附于经籍，失于支离的弱点，但在将儒家经籍内容奉为圣人之道的古代，却有着出一般学者论述的影响。

教育学生

《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记其六十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郑玄当时私门讲学，极一时之盛。

其弟子众多，几遍全国各地，见载于《郑志》《郑记》与史传者，着名的就有河内赵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经、乐安国渊、乐安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等。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着名的学者，《后汉书》本传说：“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着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郑玄有知人之能，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他的门下，也都能确有所得。

人称郑玄“着书满家，从学数万”（《经学史》）恐怕不是虚言，他的弟子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据后人辑佚的《郑志》和《郑记》记载，郑玄在进行教学时，注意采取问难和启的方式，师徒们锲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学态度十分严谨。

《食旧堂丛书》中《论语郑注》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论语》评《诗经》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郑玄注曰：“乐得淑女，以为君子之好仇，不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妇之道。不得此人，不为减伤其爱也。”

但是，郑玄在给《毛序》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作笺时却说：“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

这引起了弟子刘琰的怀疑：注《论语》以“哀”释之，注《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误，为何前后不一致呢？郑玄赞赏刘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说：“《论语注》人间行久，义或宜然，故不复定，以遗后说。”

就是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拿不准的就不强作结论，以免贻害后人。博闻、阙疑，慎言其余，郑玄不仅治学如此，也教育学生要如此。

《食旧堂丛书·郑志》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是由《诗·商颂·长》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说：“《长》，大禘也。”

郑玄笺曰：“大禘，郊祭天也。……”

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

在与赵商的另一次谈话时也说：“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

从这些师徒间切磋时的随意性谈话中可以看出，郑玄教育学生是很注意问难式、启式和因材施教的，这是对孔子的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进了其学说的传播，终得大行于世。

思想

郑玄存在神学思想，认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如其《尚书五行传注》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其政道则神怒，神怒则材失性，不为民用。其它变异皆属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见适于天矣。一事失，则逆人之心，人心道则怨，木、金、水、火、土气为之伤，伤则冲胜来乘珍之，于是神怒、人怨将为祸乱。故五行先见变异以谴告人……

这种天人感应的谴告说，不外乎宣扬君权神授，神化君主。他还进一步认为，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符瑞以示隆兴；反之，若君主过失，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由此进一步推论，则人的生死、贵贱、贫富、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以应该恭顺天命，服从封建统治。

另一方面，他还神化阴阳、五行，用阴阳气的盛衰解说事物的变化，以君子属阳，小人属阴，社会之所以乱，乃是阴气过盛即小人当道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成体系的，并非偶然的提及。当然，这些思想并未出汉代“天人合一”唯心论思想的范畴，很少有郑玄个人的明。但他遍注群经，将这些思想融于对经文的解释之中，而且其中又进行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这就将唯心主义神学哲学进一步扬光大了。总的看，郑玄的哲学思想并不是进步的，但也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对自己命运的信心，只要按照天意——实际是某种客观规律——办事，就有可能招致好的结果。

郑玄的政治思想。与其神学哲学观相联系，郑玄在政治上是保守和正统的，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从这一点出，他极力宣扬忠君思想，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地方要以“顺道”来事奉君主。他认为，人臣为君而死就是尽忠，是义、勇兼备的行为；而正直、刚克、柔克三德，为人臣者必须具备其一。

应该说，郑玄对汉室是忠心的，对军阀割据是痛心的，他在注释群经时总是神化君主，要求地方诸侯服从君主，把封国的财富贡献给天子。他注《周易》与《周礼》，常常寄托自己君贤臣忠的政治理想，而在笺注《毛诗》中，又寄托自己感伤时事之情，这也说明他向往从前、反对现实乱世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宣传孝道，用孝道来为忠君思想眼务。要求人们像事奉父母一样事奉君主，像尊重长兄一样尊重各级封建统治者。

总的看，郑玄是一位笃信儒家思想的正统学者，他理想中的政治面貌，应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守等级秩序，使政治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有这些，当然也没有多少郑玄个人的东西，而是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熏陶而形成的。但郑玄遍诠群经，已把这些政治思想说成是经典的本义和万古永恒的常则，这对于儒家传统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校雠学

郑玄注经，不仅兼录异文，考订疑误，而且致力于考镜源流，厘析篇帙。所以，精擅于校雠学的清人段玉裁，曾在《经义杂记序》中称赞郑玄成校雠学千古之大业。今人张舜徽先生着有《郑氏校雠学微》，认为郑玄的校雠学成就表现在如下12个方面：

一是辨章六艺，即明辨六经之体用；

二是注述旧典，理查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