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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 百越秘事17（第1页）

独龙越长越大，养母的茅棚都不够住了，她就告诉独龙只有切掉一段小尾巴才不会越来越长，剪了尾巴的独龙在壮语里称为“特吉”。特吉的尾巴不再加长，身体却仍然越长越大，养母终于养不起要放它自己谋生，特吉呼啸一声变成一只腾空巨龙飞向深潭龙宫。养母死后，特吉将她葬在龙头山顶的一座高冢，每年都夹带着一阵风雨前来祭祀龙母。迄今，在大明山地的武鸣、上林、马山、宾阳等县，都分布大量的龙母村和龙母庙，其中武鸣县两江镇的旧龙母屯还保留一尊明代以前的石雕蛇头图腾石，突显龙母文化的蛇图腾性质（图一三）。

在江南地区，崇蛇文化可以明确地分成两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类是具有底层特征的原初意义上的蛇神崇拜，第二类是汉越文化融合背景下被“文化改造”的蛇神故事。

作为历史文化底层特征的蛇神崇拜，反映在十分兴盛的蛇神崇拜上，迄今江南各地的“蛇王庙”及蛇神偶像崇拜随处可见，如南京太仓、苏州娄门内的蛇王庙，宜兴城隍庙、太仓土地庙中的蛇神偶像崇拜，这些蛇神塑像或为蟠蛇形态，或为人蛇身，或为蛇郎君手中握蛇，或蛇娘子佩蛇形簪。各地把遇到蛇看成是吉利的好事，是祖宗回家或财神将到，于是旧时太仓、常州、宜兴一带还常见“召蛇”或“请蛮家”的巫术，即在遇到天灾人祸和巨大灾难时，举行仪式，请求蛇神“蛮家”保护，祭祀时使用人头蛇身像和蛇形、蛇蛋形的食物。这些民间崇蛇习俗，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蛇图腾文化。

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白蛇传”故事就透露出了蛇被“文化改造”的历史进程。汉话文本的白蛇故事出现于唐宋小说中，反映了汉民人文视野下“南蛮蛇种”被诬蔑为“妖”的文化境遇，此时的“白蛇”时以白衣女子现身、时又蛇形毕露，是专门掠杀男人的“蛇妖”。

明清小说中的白蛇故事又被展成为蛇妖的白娘子与徐公子的爱情遭遇，不管是“白娘子永镇雷锋塔”还是她最终被“改造”成“蛇面人心”好女子，进一步折射出汉民人文面临“非我族类”的“南蛮蛇种”时民族心理上所暗藏的“文化改造”心态。

从文化史、民族史的角度观察，唐宋、明清历代的汉话文本下“蛇妖”白娘子故事的跌宕情节，反映了华南越、汉文化更迭过程中，“南蛮蛇种”面对“华夏文明”所遭遇的被征服的文化命运，华夏视野中的“南蛮蛇种”是坏的“妖孽”，需要被“改造”成符合华夏文化（伦理）的“好人”。可见，汉民时代“重新表述”的“白蛇传”故事，折射出的是江南文化史底层的“蛇种”文化内涵。

在传统史学的论述中，汉晋以后的“大移民”事件是华南民族更迭、华南汉人形成的根本原因。

华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主张长江下游以南操吴、闽、粤、赣、客家等方言的“汉民”人群的形成，不能简单地依据汉文史志的记载而全部归为汉晋以来“中原板荡”、“衣冠南渡”，而应该综合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的新现，充分认识百越土着文化在华南“汉人”社会文化形成中的作用，甚至要重新研究被认为“最纯种”汉人后裔的“客家”文化的真正源头。

华南“汉人”包括了“汉化”的越人和“越化”的汉人两类，民族志上华南各族的崇蛇文化生动地反映了南迁汉民与华南土着民族的文化融合史。

黎族、壮族、侗族、傣族、苗族、畲、排湾、鲁凯各少数民族的崇蛇习俗，基本上保留了“南蛮蛇种”蛇图腾文化的原初形态，是作为史前上古华南土着直系后裔的重要证据。

岭南汉人的龙母、蛇母信仰雷同于壮族社会，不管他们是越人的汉化还是越化的汉人，亦或就是“民族识别”中“弄错”了的非汉民族，恐怕还得深入的研究，但浓重的崇蛇文化，表明他们并不是“衣冠南渡”的直接传承。

东南汉人社会的两类崇蛇文化形态，是东南地区汉越文化复杂融合进程的反映。具有“南蛮蛇种”图腾原初形态特点的蛇神、蛇王崇拜，从这一点上说，这些“汉民”要么是本质上尚未真正汉化的越人，要么是彻底越化了的“汉人”，否则难于理解蛇图腾文化在“汉人”社会的如此直接传承与积淀。

从“白蛇传”到“李寄斩蛇”、“侍者公”等大量“改造蛇妖”的传说故事，作为汉文化强势氛围下遭遇的“南蛮蛇种”故事的“重新表述”，生动地反映了这部分“汉人”作为“汉化越人”的民族史性质。

哀牢

傣泰民族源于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的古族群，多次在云贵高原建立政权，后因中原王朝及其他民族的挤压，逐步向中南半岛及南亚次大6迁徙，分布在泰国、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印度、中国等多个国家，总人口约68oo万左右，中国境内有126万左右。傣泰民族先后被中国史籍称为“哀牢”（或“掸”）、“乌蛮”（或“白蛮”）、“僰人”（或“白人”）、“僰夷”（或“白夷”）、“百夷”、“摆夷”等名称；国际社会把分布于各国的傣泰民族统称为“泰族（thai）”；

在三千多年前，傣泰先民已经在澜沧江、怒江中上游地区形成一些部落小国，其中以“勐掌”（“勐”意为“地方、城邦、国家”，“掌”意为“象、大象”，“勐掌”即“象之邦”、“大象之邦”；“勐掌”包括澜沧江沿岸的保山盆地与彬阳盆地，即保山市隆阳区东部、大理州永平县西部）最为出名。